艺术与婚姻
水天中
我不知道最早的美术家夫妻是哪一对，但艺术史上确实有一些夫妇都从事艺术创作的记载，元代的赵孟頫、管道昇夫妇便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对。20世纪以来，随着妇女解放和她们受教育的普遍化，从事艺术创作的女性越来越多，夫妇画家也就变得十分常见。但人们羁于习惯眼光，往往把画家夫妇的关系理解为“夫唱妇随”的传统伦理关系，实际上除了“红袖添香”式的温馨服务之外，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非常复杂的，牵涉到整个历史文化的内容和问题。
20世纪初期，建立在共同艺术追求基础上的爱情和婚姻，首先在新一代学习西方艺术的青年中间频频出现。林文铮和蔡威廉、方干民和苏爱兰、常书鸿和陈芝秀、庞薰琴和丘堤、倪贻德和刘苇……她（他）们不但是新艺术的追求者，也是新型婚姻关系的实践者。她（他） 们在艺术和感情上的发展也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其中甚至有不少出人预料的变化。个中原委，一方面是整个中国文化尙处于转型阶段，社会观念和个人的思想感情中，中西、新旧兼而有之，在哪些问题上由哪些观念发挥主导作用，往往是十分微妙和难以预测的。
林文铮和蔡威廉是勇敢追求自己爱情的一对，但蔡威廉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幸早逝，而林文铮对她的感情始终不泯，直至演化为命运的悲剧。
林文铮（1903—1990），美术史家，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归国后受蔡元培委托，于1927年与林风眠共同筹办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后任国立艺术院教授兼教务长。蔡威廉（1904—1939）蔡元培之女，画家，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国立艺术院西画教授。林文铮是深得蔡元培赏识的青年学者，但他与蔡威廉的婚姻却并不是来自父母之命，而是他们自己争取的结果。蔡威廉留学归来之后，以她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才华，成为上层文化人中间引人注目的女性，当然不乏仰慕和追求者，在众多备选者之中，陈剑滫是最得她母亲赏识的一个。但当蔡威廉发觉母亲有意为她的婚事做某种安排时，立即引起她的反感。她和林文铮一见如故，相识一个月后，两人在林风眠陪同下到南京面见蔡老。蔡元培大喜：“马上订婚！马上订婚！”（林文铮对笔者所谈）此后又经过说服蔡夫人和向广东省有关方面了解林文铮家庭情况，林蔡二人于1928年7月在上海结婚，证婚人是蒋梦麟。
新婚后的蔡威廉和林文铮，在西子湖边的国立艺术院度过一段安适的家庭生活。蔡威廉一边教课，一边以单纯而强烈的表现主义风格画大气磅薄的油画，林文铮则作为中国现代艺术的阐释者，向青年学子作西方艺术史的启蒙。当时的学生李可染向同学讲，听林文铮讲课，真是“得未曾有”。
1937年日本侵略军队进占江苏、浙江，国立艺专撤退到云南。蔡威廉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死于产褥热。蔡威廉的死彻底改变了两个男人的心情和命运，那就是她的父亲蔡元培和她的丈夫林文铮。蔡元培临终时呼唤着“威廉”离开这个世界，而林文铮从此成为一个执著且虔诚的佛教徒，他以虚幻的彼岸安慰自己——在那里，他可以再度与他所爱的人相逢。
1957年，林文铮在中山大学外语系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大鸣大放，当然被划为右派。但不论是在血腥的战争时期，还是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间，林文铮数十年如一日地按照佛教密宗方式在蔡威廉照片前焚香献花诵经礼拜。直到大跃进高潮中，他在家中日复一日地悼念活动被阶级斗争之弦绷得极紧的街道积极分子窥探，经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干部检举，以不思悔改的右派分子“从事反动道会门活动”的罪名，被杭州市公安局逮捕监禁。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信徒们看来，林文铮的行为属于铁证如山的装神弄鬼，但究竟加上什么罪名，却也费了一些心思。因为按当时的政策，他虽然是开除公职的右派份子，但还是按“人们内部矛盾”对待的。最后找到“反动道会门”这顶帽子，检举者和逮捕者从此心安理得。凭这些人的见识和水平，根本不知道佛教密宗的仪轨是怎么回事。这样，中国第一代艺术学者便以“反动道会门分子”的身份被关押了二十年。但数十年铁窗生涯未能消减林文铮在来世重会蔡威廉的幻想，释放回家的林文铮在自己的斗室中又设立起祭祀爱妻的香案。他所礼拜的对象是蔡威廉在明朗阳光下拍摄的一帧照片。
有人为林文铮中断学术事业而感到惋惜，但他的生活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主选择，是不言自明的事。即使他并未沉溺于逝去的感情，1957年的政治“阳谋”已经宣告了他的艺术理想和学术事业为非法。林文铮和蔡威廉人生道路及其悲剧遭遇，应该归因于动荡的时代与知识分子个人思想感情的矛盾。
在其它一些艺术家那里，出现的是不同的问题，“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如果蔡威廉不曾早逝，他们是不是会得到巨大的幸福和成功？我们不妨看看其它画家夫妇的情况。
常书鸿（1904—1994）和陈芝秀（1908—1979）是在杭州结婚后一起去法国学习艺术的，出国前在杭州人美术教师，都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到法国后，常书鸿先学工艺，后学绘画，陈芝秀学习雕塑，她的作品曾参加里昂春季沙龙和巴黎春季沙龙。两人都是“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的发起人和骨干分子，陈芝秀在发表于《艺风》杂志的文章《我们需要一个调和的艺术空气》中，阐述了组织艺术学会的缘起：“我们知道要闲游于荒山穷溪之间，必须先除荆棘先去淤塞。我们需要一个为我们咏唱描绘的公园，我们需要一个调和的空气” 。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经常活动的地点就在常书鸿家里，陈芝秀以她无可挑剔的聪敏和美丽，完美地扮演着沙龙女主人的角色。她漂亮而又重视化妆打扮，据她当年的老同学讲，其漂亮程度“远远超过”名闻遐迩的徐悲鸿夫人蒋碧薇。而常书鸿之才华横溢，也为他的同学和朋友所一致称道。在当时留法学生眼里，这两人真是佳偶天成。他俩的女儿常沙娜在里昂出生，“沙娜”者，流经里昂的塞纳河之谓也。这是他们的挚友吕斯百给起的名字，以此纪念使这些年轻人魂牵梦绕的法兰西岁月。
1936年常书鸿学成归国时，陈芝秀和孩子仍然留在巴黎，因为他们不清楚国内生活环境和艺术环境究竟如何。常书鸿乘火车经苏俄回国后，任北平艺专造型艺术部主任，颇受当时教育文化界官员王世杰、陈立夫、张道藩之器重。他让陈芝秀和女儿也从巴黎回国。陈芝秀带沙娜乘船回国途中，在地中海听到日本进攻北平卢沟桥的消息。她们在上海登岸，与作为国立艺专教授的常书鸿会合，辗转流亡于西南各地，在日本空军轰炸贵阳时九死一生，最后到达当时的陪都重庆。
1943年，常书鸿受当时监察院长于右任推举，由教育部委任主持敦煌艺术研究所。他离开四川重庆到兰州，沿河西走廊穿越戈壁到莫高窟。研究敦煌石窟艺术，是常书鸿的梦想。但在陈芝秀想来，放弃城市生活去西北边陲，穿越数百里渺无人烟的戈壁滩，在古代石窟间安家，简直是异想天开。经过反复讨论和不断争吵之后，妻子终于向丈夫让步，陈芝秀带着子女离开重庆到莫高窟与常书鸿相聚。那时敦煌莫高窟生活条件的艰难，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但夫妇二人作为研究所第一批工作人员，每天到石窟作壁画、彩塑的复制工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对于常书鸿来说，朝夕面对石室宝藏，便是人生最大的幸运。但对于一直向往西方现代文化氛围的陈芝秀来说，戈壁石室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最简单的一件变化——脱下合身的旗袍，穿上宽大臃肿的老羊皮大衣，就让她既伤心又难堪。当她确切地知道常书鸿决心永远地留在敦煌，而“第三者”赵某又从中挑动时，夫妻关系便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1945年4月间，陈芝秀不辞而别，与同乡赵某从莫高窟出走，经酒泉到兰州。常书鸿从董希文那里得悉陈芝秀出走的确凿消息后，曾扬鞭驰马星夜兼程追赶出走的妻子，直到晕倒在戈壁上，被过路的地质工作者救起。随之而来的是双方在兰州的报纸上刊登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这时候难免意气用事，形诸文字，则有“狗贱人”之类不逊之词，这曾使当时甘肃文化教育界人士大感惊诧。陈芝秀离开敦煌后，先回到浙江诸暨老家，后来到杭州谋生。常书鸿带着女儿沙娜和儿子嘉陵留在敦煌，直到几年后与来到敦煌工作的青年画家李承仙女士结婚。
晚年的常书鸿对陈芝秀的出走不再持极端态度，他在回忆录中这样看待他俩的离异：“在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家庭的这一关键时刻……最终我还是决定以事业为重，让她走吧！”陈芝秀也不是轻率地走出这一步，她有她自己的矛盾和追求：“回想妻子这几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头袭来的一阵自我谴责……”常书鸿分析了陈芝秀的思想状况，在经历了日本空军对贵阳的大轰炸之后，目睹人间炼狱的陈芝秀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到敦煌这一佛教圣地之后仍然坚持每天作礼拜，祈求圣母玛丽亚保佑全家。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巴黎生活之后，陈芝秀已经习惯了法国的生活方式，她像一般法国妇女一样每天化妆打扮，穿高跟鞋，“得体的衣着和经过化妆的模样与当地封闭的农民们又脏又破的装束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引起了当地人的注目甚至围观。”（当地农民在背地里叫她“妖精”）而常书鸿自己却一心沉在工作中，没有好好照顾妻子，“工作不顺心时常与妻子发生口角甚至争吵”。
1949年以后，常书鸿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和保护事迹被广泛宣传，在许多宣传报导和“报告文学”中，常书鸿被描写成“敦煌艺术的守护神”，而陈芝秀则成了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背叛艺术背叛爱情的反面人物。与他一起离开敦煌的赵某由于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小军官，在杭州被捕入狱，后来在狱中患病死去。为了活下去，陈芝秀只能再嫁。这一次是嫁给一个贫困的工人，婚后终日遭受家人白眼。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已经不止于常书鸿不原谅陈芝秀，而是整个社会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不依不饶，与她专业对口的一切单位全都对她关闭了大门。作为雕塑家的陈芝秀走投无路，沦落到在街道为人洗衣服谋生的境地。与她当年一道学习雕塑的同学（如刘开渠、曾竹韶、王临乙、王合内等人）如今德高望重的教授们，对这位早年的女同学也是一字不提。我只在秦宣夫夫妇那里听到过对陈芝秀的同情，说起陈芝秀的今昔，他们只有摇头叹气。
今天的中国艺术界，大概不会再像当年那样众口一辞地谴责陈芝秀。我们只能将他们的悲剧归结为性格的差异和生活理想的矛盾。有些人曾经作出好心地假设：“如果他们在人生理想、生活志趣上比较一致，他们的婚姻一定会是另一种结局”。我曾设想，如果陈芝秀是一个男人，他的结局是不是也会如此？如果陈芝秀活在文化事业未经政治整合的社会环境，又当如何？如果常书鸿没有去敦煌，又当如何……这种种假设当然无从验证，我们甚至无法得知在两位艺术家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是否曾经思考过他们爱情的前因后果，或者在心头浮现过遥远岁月的片段？
从常书鸿这一方看，与1945年在兰州报纸上刊登的声明相比，他在1948年发表于《大公报》上的文章是这样叙述他的婚变的：“这里既然是一个40里无人烟的孤僻所在，一般年轻同事，因为与城市生活隔绝的关系，日久就会有精神上异常孤寂之感……作者的妻——一个在巴黎繁华世界混了八九年的女人，就是为了过不惯这种修道院孤寂冷静的生活，在1945年4月抛弃了子女潜逝无踪地奔向她理想的乐园去了。”如前所引述，在数十年之后，在他去世前完成的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对陈芝秀的看法又有所改变。
1980年，池田大作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常书鸿的回答是：“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回首已过去的人生，我自豪地认为，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
没有任何人问过陈芝秀这样的问题，她完全彻底地在中国文化界消失了。编写中国雕塑历史的学者,对这位早期留学法国学习雕塑的女性只字不提.她在公共"媒体"上仅有的一次“闪现”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有大字报揭发常沙娜给她的“反革命母亲陈芝秀”写信汇钱，这成为常沙娜“不与反革命划清界限”的罪状。此时的陈芝秀心头没有政治是非，没有艺术得失，只有宗教感情，她给女儿的信中说她的遭遇“是上帝对我的惩罚”，“因为我走错了一步”……1979年，当年留法同学，吕斯百夫人马光璇从常沙娜处打听到陈芝秀的地址，由南京去杭州探访老友，得知陈芝秀已因心脏病猝发而死去。
同为法国留学生的方干民（1906—1984）和苏兰（1905？—1985），庞薰琴（1906—1985）和丘堤（1906—1958）的爱情和婚姻当然不像常书鸿与陈芝秀那样以极端尖锐的形式结束。她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演绎着爱情、婚姻、家庭、艺术与时代的关系。
方干民1926年到法国，既学绘画又学雕塑，既学古典写实，又学现代表现，他自己回忆“有时候夜间作梦也在画画”，确实过了一段“昼夜兼程”的紧张学习生活。她的女友苏爱兰（后改名苏兰）是随姐姐苏小梅一同去法国留学的，巴黎留学时期正是方干民与苏爱兰热恋时期。每天中午，方干民必准时去苏爱兰画室接她同去午餐。方干民在画室外的出现，成为这些年轻人午间下课吃午饭的信号。两人回国后结婚，一同进入上海新华美专任教。后来方干民应聘到杭州艺专，成为当年国立杭州艺专著名的三位西画教授之一， 与林风眠、吴大羽齐名。由于他在古典写实主义和现代表现主义艺术上都有很深造诣，教课大受学生欢迎，选他课的学生极多，凳子从课堂内一直摆到走廊上。
苏兰出自安徽太平望族，其姊苏小梅，即抗战初期被誉为“爱国学人”，以后活跃于海外文坛之苏雪林教授是也。当年在巴黎留学时，姐妹二人的才艺同样出色，人们预测苏氏姐妹学成回国后将引领中国女性文艺新潮。但苏兰却一步步离开艺术创作和教学，逐渐发展为传统的贤内助，她为丈夫方干民的事业和生活尽心竭力。另一方面，世事也不容她出头露面——她姐姐苏雪林不改当年锋芒毕露的本性，公开宣称自己是三十年代仅有的与“共党喽罗”猛烈笔战的作家。这样，姐姐苏雪林在台湾的名声越大，妹妹苏兰在大陆的处境就越糟，她屏声噤息“夹着尾巴做人”，方得苟全性命于乱世。她和方干民侥幸熬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心想进入主流艺术的方干民，在文革开始后就遭受残酷批斗，关入牛棚后，万念俱灰的他曾服毒自杀而未遂），过了几年寂寞而安宁的日子之后相继离世。从牛棚出来以后的方干民变得沉默寡言，他重新拾起画笔，到浙江、江苏各地写生，但没有人重视他的新作。实际上从大跃进之后，方干民就陷入无所措其手足的境地。浙江美术学院的党委书记以他为教师中的反面典型，“这样画也批判，那样画也批判”。而苏兰的邻居只知道她是一个待人和善的买菜烧饭老太太。
与方干民之努力进入主流艺术不同，庞薰琴（1906—1985）和丘堤（1906—1958）是三十年代中国现代艺术大潮中推波助澜的一对。庞薰琴从巴黎回国后，与倪贻德等人创建中国艺术史上第一个现代艺术社团“决澜社”。在日本学习绘画归来不久的丘堤，满怀激情地参加了中国艺术史上开现代艺术风气之先的决澜社活动，她的艺术才能和她的神态仪表为这群年轻艺术家所激赏，她成为决澜社几次展览中唯一的获奖者。
丘堤原名丘碧珍，少女时期就热情追求新文化新艺术和新的生活方式，进入福建女子师范后曾带头剪去老式发髻。上海美专毕业后与林默涵等人同在日本留学，回国后进入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她的画风接近后印象派诸家，洗练、大胆，富于个性特色。1933年丘堤和庞薰琴结婚，在上海、北平生活，生下女儿庞涛和儿子庞均，她的身份逐渐向家庭妇女倾斜。八年离乱中，他们随同国立艺专师生迁徙于西南各省，在昆明和成都有过一段虽然拮据但相对安定的生活。她为一家人的衣食费尽心机，画画便成为她的副业。她也为丈夫庞薰琴创造了从事艺术所需要的家庭环境和创作灵感，英国美术史家苏理文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说“庞薰琴在他的同是画家的妻子丘堤的全力支持下，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被周围的腐败所污染的世界里”。而他那些描绘女性人物的作品“其灵感也许来自身边美丽的妻子和女儿庞涛”。
但丘堤不是一个做好家务就感到满足的人，她是一个不断生发自由创造梦想的现代女性，无法容忍压抑、封闭、贫乏的环境。随着生活环境的恶化，丘堤常常陷入沉思冥想，有时候说起来又滔滔不绝。她不断地在纸上描画宽敞美丽的现代化住宅，幻想有朝一日能有一个理想的家。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和庞薰琴总算回到她朝思暮想的江南，她在上海、杭州和庐山上画了许多风景和静物，这些作品的格调显得清新明朗。
新中国建立的前夜，庞薰琴和丘堤与进步美术家们积极投入宣传、联络工作，五十年代初期，她随庞薰琴到杭州艺专，参加了浙江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画过一些宣传土改政策、鼓动劳动热情的大幅宣传画。但这些画与她所向往的艺术不是一回事——她崇拜的是现代派画家亨利·卢梭和乔治·勃拉克。而这些西方艺术家已经成为国内艺术院校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的靶子，社会环境决定了丘堤不再可能自由地从事她个人的绘画创作。
1953年，庞薰琴调往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开始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丘堤随之由杭州调到北京。这一次“随爱人调动”的后果是彻底改变了丘堤的身份归属，从一个画家变成一个归手工业管理局管理的“工艺美术工作者”。但五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变得没有了脾气，丘堤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研究室人员，忘情地投入工艺美术设计活动之中，她和郁风等人参与筹办1957年的全国服装展览，与常沙娜、陈若菊、夏亚一、肖淑芳等人参加设计了一批融民族形式于现代风格的时装以及《采茶扑蝶》等舞蹈演出服。她在发表于《美术》杂志的文章《谈谈服装的式样》中希望中国人的服装“不要千篇一律，而应该多种多样”。
和几十万中国知识分子一样，1957年是他们命运的转折点。一直追求进步靠拢革命的庞薰琴在这一年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倔强而充满活力的丘堤则患上心脏病，她带病观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里铺天盖地的批判庞薰琴的大字报，沉默无言地在病床上听学校大喇叭里批判庞薰琴的广播。重病中的丘堤留给庞薰琴的话是“你今后的生活将很艰难，我不愿连累你”。她在1958年春天死去。
20世纪前期的这几对艺术夫妇，可以说是他们那一代人中间得天独厚的人物，但他们似乎未能如愿以偿地走完自己的生命旅程。究竟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使他们的道路变得前所未有的坎坷，还是一切辉煌的理想最后都会坠落于冷酷的现实土地？这实在是难以解释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对夫妇中的丈夫显然比妻子有较好的结局。妻子在婚姻和家庭中付出的更多，而她们从各自的婚姻中获得的往往是难以自主的结果。虽然她们代表着20世纪追求自由解放，富于创造精神的中国女性，但政治、文化环境的转变并没有给她们带来特殊的优势地位。我想要说的是这不能完全归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因为当我们阅读现有的艺术史资料、著述时，这种感觉更加突出。
转载自水中天博客：http://blog.artron.net/indexold.php?action/viewspace/itemid/78229
